尽管目前国内外学界有关地名研究成果颇丰，但尚存以下不足：（1）研究区域受行政单元束缚，文化区、地形区等为单元的探讨较少。此外相对城市社区、道路等研究对象，学界对于乡村地名关注度尚低；（2）研究视角偏于单一。鲜有多学科交叉视角，国内学者创造性地将生物学基因理论应用于聚落研究，这一探索亦为地名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提供新的视角与启发。（3）研究方法有待丰富。传统地名数据获取多基于图集等文本摘录方法，这对于区域研究来说数据获取与处理十分繁杂。鉴于此，本文基于基因图谱视角，采集“村庄”地图POI兴趣点数据，结合文献资料研究利用地理信息空间分析方法，对徽文化核心区村落地名基因图谱、文化特征及其形成机制展开研究。
古徽州地区以独特的自然和人文环境生成孕育了特色丰富的徽文化。徽文化核心区地跨皖、赣两省，位于东经117°12′31″~118°56′12″，北纬29°02′44″~30°30′57″，属亚热带季风性气候区，地貌以丘陵山地兼河谷盆地为主，是徽文化产生、发展及保护传承所涉及的核心地缘区域，行政范围包含安徽省黄山市全境、安徽省绩溪县和江西省婺源县等8个区县，国土面积12881km²。本研究以村落地名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区内乡村聚落众多，且很大程度保留了地域文化特色，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
1.2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于2020年1月17日利用高德地图开放资源以“村庄”为POI兴趣点获取信息作为数据源，高德地图POI信息是实体地物在地图上的抽象点数据，能够精确的记录实体名称信息与空间坐标。通过数据爬取手段得到徽文化核心区8个区县范围内所有乡村聚落信息6697条，并进行数据去重、纠偏等预处理，将村落地名和经纬度坐标写入Excel建立村落地名数据库，便于关联Arc GIS共享。同时广泛收集相关馆藏档案以及网络开放资源，查询相关村落地名的由来、变更等信息，并对其统计分类，以类别代码的形式补充数据库。
1.3研究方法
1）基于传统文献研究法查阅文本资料，对徽文化及其村落地名等信息进行梳理，提炼村落地名中折射的文化信息，并归纳分析村落地名文化特征。
2）通过R语言弦图（Chord Diagram）将村落地名基因类别和统计信息编排邻接矩阵（Adjacency Matrix）代码，实现村落地名文化基因复合关系可视化。弦图的数理意义在于通过连接纽带直接展现对象之间的关系，纽带的宽度表示对象间关系的强弱，扇形的宽度代表对象本身的数量大小。
3）利用Arc GIS10.2平台构建村落地名空间数据库，实现村落地名地理位置和属性信息空间矢量匹配。使用GIS空间分析中核密度估计（KDE）的空间平滑法（Spatial Smoothing）估算徽文化核心区村落地名文化基因核密度分布值并制图，以数据定量化和空间可视化手段分析村落地名文化基因分布特征。核密度估计函数式为：
人文社会基因片段中文化亚类比例高达39.2%，作为聚族而居的人文表征，徽文化核心区村落多以姓氏冠为村名，如婺源江湾村，唐初滕、叶、鲍等氏族聚居河湾地，南唐间歙县篁墩江姓迁此壮大，故更为今名；村落地名也寄托先人美愿，如徽州区唐模村，先祖汪思于后唐重返故地，为纪念唐朝对祖先汪华的恩荣，决定按盛唐的风范营建村落而取名；军防亚类比例约2.4%，如婺源县虹关村，迁居者“仰虹瑞紫气聚于阙里”，又处婺北“徽饶古道第一关”而得名；交通亚类比例约3.8%，如黟县西递村因村西近2公里处有铺递所（古代驿站），村名由此得来；经济亚类比例约19.8%，如歙县卖花渔村原名梧村，因村民多卖花盆景为生，为便以区分称卖花梧村，“梧”与“渔”方言相近，渐渐更名；建筑亚类比例约12.6%，黟县塔川村位于高庵尖山脚下依山而建，旧时村顶建有塔，山溪穿村而过；方位亚类比例约36.6%，如绩溪上庄村，是相对祖村宅坦别称“下庄”而得名。又如徽州区呈坎村按“阴阳八卦”理论选址布局，以“阳为呈，阴为坎”而易名；意形亚类比例约1.8%，如歙县渔梁村便以形似“鱼”得名。
自然环境基因片段是徽州先人对地理环境直观认知的产物，呈现与自然山水环境紧密依赖特性（图3）。从整体空间分布来看，地文亚类基因地名密度高于其他三个亚类，且遍布整个研究区域，常用字多“山、岭、峰、坑、坦、坎、岔、坞”等。地文亚类基因高密度分布在徽文化核心区中部与北部地区，核密度值约在1374.14-8244.84之间，与文化区丘陵起伏、地少形狭的地形地貌特征基本一致，多分布在山谷、山坞、山麓及山间盆地、山道口等；水文亚类基因地名分布与文化区内新安江等水系分布基本一致，常用字多“水、川、漳、江、潭、浦、滩、源”等，核密度值约在831.17-4987.03之间，河网越密且靠近河流中下游时水文亚类基因地名集聚性越显著，多分布在河岸、河湾、河口以及河水汇流之处，这类村落田地和水利资源一般丰富，水陆交通也都比较便利；生物亚类基因多分布于中等海拔高度且地势平坦地区，核密度值大约在699.11-4194.66之间，符合区域生物资源分布差异性特征；矿物亚类基因分布相对较少且零散，常用字多“铁、玕、石、铜、银、沙”等，核密度值大约在214.39-1286.36之间，一定程度反映了区域相对贫瘠的矿储情况。
本研究采用POI地图兴趣点数据获取、ArcGIS核密度估计以及文献研究等方法，对徽文化核心区村落地名基因图谱解译、文化特征和形成机制进行研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1）村落地名不仅是乡村文化景观的一种形式，更是蕴涵传统文化基因的符号密码。自然环境和人文社会是徽文化核心区村落地名文化的主要基因片段，提取出地文、水文、生物、矿物、文化、军防、经济、建筑、交通、方位、意象等12项基因亚类，并通过交融复合编绘形成徽文化核心区村落地名基因图谱。
（2）与地理山水环境紧密性依赖、将地域文态空间符号化记叙以及以人地朴素关系协调式互动是徽文化核心区村落地名重要的文化特征。村落地名所蕴含的自然环境基因、人文社会基因与基因复合交融折射了人类对自然环境的认知观与利用观，均呈现高度集聚性和多向扩散性分布特征，是徽文化形成与传播轨迹的空间映射。
（3）移民交融、环境勘察、行为活动和沿袭变迁是形成徽文化核心区地名文化特征重要的形成因素，以地名文化的渊源、本底、基础和演进等形式通过交融互动形成地名文化基因，其形成过程具体表现为村落地名的在地化、恋地化、共生化和更迭化等。
5.2讨论
徽文化核心区村落地名文化研究有助于更深层次的挖掘徽文化基因内核特质和文化区文态空间格局，为地域文化资源多样性保护与传承提供有益探索。近年来，部分地区地名洋怪现象频出，地名如何突出地域特色，何以寄乡愁？基于文化自信编制地名规划是重要而紧迫的任务，摸底、彰显地域文化基因特质，以实现有效可控的指导地名命名与管理、城乡历史遗产保护利用。同时必须客观认识到城乡地名的庞杂性、更新性，面临复杂的地名文化失序问题，地名文化基因如何唤回地方记忆？这是本研究探讨的不足，以冀学者进一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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